Seagull手表品质与工艺（Seagull手表品牌特色）

关于国产表，你需要了解的历史之一——天津海鸥

钟表开始在欧洲流行以后，作为东方亚洲上的一个文明古国，西洋怀表作为新鲜的玩意，很快就传入到了皇宫，尤其是为了讨好中国皇帝和达官贵族而特制的大八件怀表，一时间富豪高官对其趋之若鹜。

苏钟

华城表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国内百废待兴，天津在此抓住了机遇。我国建国初期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天津市更是一个破烂不堪落后的城市，北自大红桥，西到小西关，南到吴家窑马场道小白楼，东至北宁花园，郭庄子大直沽，人口大约100万，工业基地三条石作坊式生产，另有几家买办纺纱厂。商业中心逐步由北大关估衣街移往南市和平路一代。多为布店、鞋帽店、裁缝店、估衣摊贩、米店、烟筒、炉子白铁铺，日用品杂货店洋货店等。八国联军进北京前中国对外无贸易，清末民初所唯进口货大都是些洋火、洋烟卷、洋手巾、洋袜子、洋布、洋油、洋车之类。最精致的就属进口钟表业最红火了。从官银号至渤海大楼一条街就有30多家表店，小小南市也有近40家，大多都经营进口表。东洋货（日本）精工舍、西铁城、瑟库瑕手表、台表、圆头钟等。西洋货（瑞士、德国、美国）工字表、丁字表、打璜表、马扪、明面怀表、四瓣璜、大鹏、宝星五音钟、皮套钟、四明钟、八音盒、双箭马蹄表、罗马、英格、西码大三针等。那时的大小钟表店光耀照人。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修表队伍。那时的七行八作修表师付待遇高于其它行业，都关称先生。刚刚解放的新中国，百业待兴，1953年三反五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刚刚结束，跟着工会、工商联就举办学习班，响应周恩来总理号召，工人阶级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发明创造，“填补工业空白”。各行各业争先空后的开展新产品开发，那时的工人阶级，干劲十足各行各业手工业工人磨拳摖掌跃跃欲试，由其钟表业一马当先，在工会的领导下，(那时基层还没有党组织，店员工会为基层领导)，纷纷议论外国能做表我们怎么不能做，外国有的我们要有，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有，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我们钟表行业工会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表现突出，决心要做怀表，做手表。

1953年末1954年初首先以美字号的，汪善章、张令辛提出我们要做国产表的倡议，接着美华利、小美华利、华盛顿、中国、九华、后加文茂等六家表店的店员工会代表表示支持。通过劳资双方商议以张凤林，周迪民、李承绪、李士奇等成立研发筹备组。与资方张令辛、陈启祥、刘凤池、胡子等协商出资研发市场紧缺的国产表，通过再三研究先从秒表做起，因为当时秒表是国家急需品。每只单价能卖100多块钱，比手表多赚一半还多，生产工序还简单，最后决定研制做秒表。首先由美华利店员汪善章、邵庚富提出我们先试做一套摆轮，（样机是资本家张令辛提供的东德亨哈特牌1/30粗机秒表），只要把摆轮做出来其它另件不在话下。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奋斗全摆于1954年4月20日做成了，装到机心上走得出乎予料的好，试制成功了，大家的喜悦心情溢于言表。

1954年4月20日这一天就是中国第一只秒表诞生的日子。

通过劳资双方研究，以工业、科技、体育界等的需求量估计建一个厂没问题。说干就干美华利推荐：汪善章、邵庚富，文茂：王文藻、李权苓、中国：李承绪、华盛顿：张凤鸣、九华：崔宝泉、李士奇。八位修表匠，拆散样机，每人分工部分另件进行仿制，张凤鸣做摆轮，崔宝泉做传动轮、轴，邵庚富做夹板，王文藻做擒纵轮和擒纵叉，李士奇做上条播针件，李权苓、李承绪负责表盘、表套，汪善章做工装工具。试生产车间设在九华表店的二楼上，工作台是一张乒乓球案和几张修理桌。在汪善章的带领下开始了试运作准备工作。汪善章来天津前在上海商务印书局是一位独立制表人为单位做过公用挂钟，多功能闹钟。来天津后在美华利包桉子（承包修理）他有一台自购德国一尺小车床自制修配另件，能镟能铣，为研制秒表提供了方便，特请车钳工穆祥泰师付首先制做了六台小车床、两台小鉆床连同自己的徳国小车床及专用修表工具一起入股供试制人员使用。

在研制过程中美华利出技术人力物力。五家分店各出资两亿人民币（合新币两万元）共集资10万。筹备组派汪善章、邵庚富去上海进设备，材料，组织培训。筹备组成员在津南土城买张子浩、李文祥两家300多平米宅基地筹建厂房。（二位同志同时被吸收为筹备厂工人，农改非）。

1955年8月在天津土城建成【国华秒表厂】。（取中国表行的“国”字，和美华利的“华”字为厂名）厂长陈启祥，副厂长刘凤池，工会主席张凤林。特聘穆祥泰师付搞工装，李权苓搞销售，中国表行经理兼会计、产品销往各地经销单位，部分曾销往越南军用。建厂不久1956年公私合营。全厂职工50人，年产秒表3945只，产值26.8万元。合营后工，商分家，一时断了资金来源。一度工人拿不到工资吃饭都成问题，那时还不兴买饭票，吃大锅饭，随便吃，都想抢吃到第二碗，第一次乘半碗，争时间吃二碗，有的乘米饭摁了又摁一碗顶两碗，有的拿一张大饼里面再加一小张饼，被戏称饼夹饼，枪不到主食只好吃蒸土豆，都是想着法的填饱肚子，从下瓦房到土城没公交，坐马车，没有座站两边脚踏板走土道，可见创业时的困难。转年倂入手表厂筹备处后有了转机，职工发展到100多人，年产4.7万只，产值318.6万元。大力支援了手表研发筹建工作，并为手表培养了大批技术人员和领导干部，初期秒表养手表已成历史佳话。秒表整整运转八年于1963年完成历史使命退出历史舞台。

1954年3、4月份在秒表蕴嚷研发的同时怡威表店的工会代表张书文挺身而出，发出豪言壮语美字号能做秒表，我们与亨字号联合起来就能做手表，怡威经理吴汉臣是科班出身老修表匠，一听要自己做手表很高兴愉快配合，并出资支援，亨得利字号的三个分店、积极响应。张书文在解放前给外国商人修过一只表，那时没有配件，只能用手工锉制了一个，通过打磨上光，装到表上，看不出是后配的，几可乱真，外国人看了很驚讶，这么好的技术，你怎么不自己做表呢，一句话在他心里打了一个结，是这个理，10年磨一箭，适时见锋芒，该是动武的时后了，不能光停留在只能修表不能做表的阶段上，但不如美字号有小车床能铣能镟，想借助还保守，倔强恒心，求全责备，困难面前不低头。

1954年下半年冬季张书文找到有实力的公私合营，华威造钟厂公股代表杨可能，说明来意，没几天杨可能就转达了市机械工业局副局长肖传道，河东区公股代表张吉升一致同意研制手表的建议，并立即由杨可能组建研制小组，怡威表店修表匠张书文是当然的成员之一，从亨得利调来修表匠江正银（原华北造钟厂工人），从育华五金工具厂调来孙文俊(原孙育华表壳作坊)，有华威造钟厂铣工王慈民等4人组成一个研制小组。组长：杨可能，副组长：张吉升。

公股代表杨可能让出自己一间14平米的办公室，由华威、怡威集资400元，钟厂抽调一台一尺小旧车床，一台小铣床，一台小钻床，一把0—-25毫米的千分尺，一把游标卡尺，和师付们自己日常修表用的工具，把简陋设备固定在几台旧办公桌上，选瑞士的铁达时细机机芯为样机，按六只表投料（每只表140个另件，五只表就是800多个另件）。就这样四位年富力壮的老师付在困难的时期，在困难的条件下，艰苦奋斗了100多个日日夜夜。

1955年3月24日下午5点45分听到了国产第一只手表的滴哒声，中国的第一只手表诞生了。（成表两只定名【五星表】。因是建国初期诞生的，以五星红旗的五星定名。最让四位老师付欣慰和骄傲的是，在表盘的正中央写上了【中国制】三个字）。经测试面上日差-90秒，面下日差-60秒，戴在手上日差-120秒，那时还没有校表仪，否则当时还能调到最小误差。从此开辟了中国手表制造业新纪元，中国人只能修表不能做表的时代就此结束。天津修表匠那叫一个棒。咱修表工人有力量，发动了机器轰隆隆的响，造出了手表滴哩哒的响，为什么，为了求解放，为了咱中国表世界去飞翔。

1955年3月25日华威制钟厂为迎接五一劳动节，马不停蹄开始第二次小量生产献礼表，献礼表将“五星表”改为【五一牌】。这充分显示工人阶级对自己的节日的重视。五星表只做了两只，五一牌这个又现实又响亮的名字后来被筹备处正名。

后来试制小组十来人寄居公私合营钟表厂一年多，直至1957年初筹备处成立，迁到和平区湖南路10号。那时工人干劲就是足，思想单纯一心一意做手表做好表。第一只手表刚刚研制成功，师付们就急不可待的就要求正式投入生产，但设备简陋，做出的另件合格率低，装配的老师付们竟用修表的绝活，把质量差的另件调整好对号入座。一天只能装几只到10几只成品表，一年也就只能生产3、2百只，只要每天有新表出来他们就乐不思蜀

当中国第一只手表问世不久，毛泽东主席闻讯下指示，【手表要多生产一些，价格要降低一些】。

1955年3月26日也就是第一只手表诞生第三天，天津工人日报登载“我国自制手表成功”并发表四位老师付的照片。陈云看到新闻后立即指示天津计委主任袁宝华，要他对手表的发展做出长远规化，要大力支持这一行业。

1957年中央国务院批准投资900万元，在天津建年产24万只生产能力的手表厂。

1957年3月初天津机械局和市计委组织建立天津手表厂筹备处。

1957年4月怡威表行，国华秒表厂倂入筹备处.。起初不到100人后来发展到226人开始批量生产，1957年底职工增至956人年产近500只（438只）。产品大部分被关系户购买走，57年4月23日五一表第一次试销20只，日差一分钟，用户反影不错，当年计划生产800只。（甘孜报1957年4月30日）。筹备阶段生产的表(全摆为花摆、擒纵叉、园冒罗钉、宝石、兰色发条为瑞士进口)。整机薄型上夹板为钻石刀凹形车坡，夹板、快慢针上平面细研磨4花12，大小平轮镀硬鉻，色调显明瞟亮。

1958年3月筹备处曾经与电子仪器厂，研究在吴家窑一代联合建厂，后被市计委否决。

1958年6月天津手表厂筹备处完成历史使命。

1958年10月1日天津五一手表厂正式成立。厂址选在丁字沽二号路天津一轻职校内。(书记：张子良，厂长：刘云武，副厂长：杨可能)。年产手表近2000只，正式上市场凭票购买。

当时工人阶级地位很高，“五一劳动节”是工人阶级的盛大节日，每逢五一劳动节都要全厂放假到中心广场集会游行，三个工人文化宫，各公园，娱乐场所都要联欢庆祝，中国第一表正诞生这个欢乐的五一前夕，所以后来经筹备处领导研究一经局批准正式追认将五星表定名为【五一牌商标】，机芯定为【ST1】型。（实际在中国第一表诞生后第二次五一献礼表就用了五一这个牌子了）取厂名为天津五一手表厂。五星表就做了两只，一只现存天津博物馆，一只由天津手表厂永存。

1959年4月28日4名苏联专家入厂，用数量不多的瑞士设备按苏联基洛夫技术建立健全工艺设施，完善了工艺图纸和管理机构，改进口花摆为镀金光摆，摆轮增加防震器、17钻改19钻，拉档罗钉改拉档轴，衬圈改为防磁圈，产品质量稳定提高，遗憾的是克隆基洛夫把机芯给加厚了。在这期间天津大学输送来第一批计时系毕业生：江达生、殷承惠、裴一菲、牟培兴、张连璋、华耀光、保进森等。与苏联专家一起实践重新设计改进型五一表【ST2】，实力加强，生产正常，逐步由批量生产到大量生产，60年2月23日苏联专家撤走。59年以前为薄型老五一。59年以后为加厚型新五一。

在此苏联专家塔拉索夫提出丁字沽这个地方风沙大不适合做表厂。通过市内，周边多处选址59年5月他建议在干部俱乐部或水上公园一代为好。绿树成荫，碧波荡漾，风沙小，环境好。最后选在水上公园后身，八里台大队172.5亩的稻田地。同年11月7日河北省计委批复建厂设计报告，（年产200万目标）按年产24万只能力暫定投资484万元。建筑面积16471平方米，生产车间15042平方米，1960年设计，62年完工。

1961年接收军工任务，代号304.。由第一代计时系大学毕业生：江达生、殷承惠、裴一菲、保进森、张连璋等负责设计研发航空表。采用瑞士venus175(欧米茄机心)为样机，63年试制32只，64年调整图纸，65年试制100只65年10月经鑑定达标合格。65年12月经一轻部、空军司令部、海空司、海司航保部等21个单位联合批准正式生产，机芯序号【ST3】。66年5月投产66年10月交货1400只，历时五年完成任务3000只，不对市场销售，当时为军工代号产品，一般也不被外人所知。

1962年1月5日更名为【天津手表厂】。

同时由党总支晋升为党委。党委书记：南世炎，厂长：兰金华，副厂长：杨可能、张弼臣、王乃漠。时年全厂职工1564人其中（管理干部140人，技术人员64人5个科室10个车间，年产手表5.45万只，产值157万元。同年12月20日开始搬家。

1962年12月6日试装【中华表】，以华表图案为商标。数量不多大约3、4千只，试戴，试销。

中华表

1963年从丁字沽迁厂到南开区复康路11号新厂。

1965年第二批大学生进厂有：王亚舟、张兆理、杨桂兰、刁丽群、刘丽娟、陈曼琳、高杰新、陈昌祥等。为发挥技术人员才干。杨可能厂长再次提出意向，由仿制改自制，我们要研发独立设计的机芯，首先成立了一个领导干部、技术人员、老工人三结合的试制小组。（文革时期的组织形式）。

1966年第一只自行设计的的【ST5】机芯诞生。中国第一只手表诞生10年后，杨可能厂长带领全厂职工再次创造新奇蹟。新设计参考了国外100多个品牌和国内各厂的经验。集各家优点于一体，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做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手表。新设计新特点，机芯直径27.00毫米，厚3.92毫米全国最薄。主夹板上平面可用空间大，便于增添附加装置，大条盒，发条长能量足、大摆轮贯量大抗干扰，快慢针双内夹走时精度高、活动外桩环调整方便、防尘罩装置即防尘又固机，19钻全润滑。王亚舟、张兆理、王文藻、邵庚富等又为新表立了一功。正当文革时期取名【东风表】，意在东风压倒西风。东风表投入市场后，很受各界关注，结构先进，工艺性好，走时准确，使用可靠，薄型大盘面，外观造型优美，倍受广大用户信赖。在没有国产女表的情况下，曾用东风机芯改装了相当数量的中型表做为女表投入市场，深受女同志靘睐。中型表投产不久，国务院徐向前副总理陪同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访问手表厂时，赠送给莫尼克一只。莫尼克夫人爱不释手，连连称赞，造型美观，端庄好看。

ST5铣花精加工机芯

同年在东风的基礎上，国家钟表协会提出研制全国统一机芯，以便於表业统一管理，报请国务院，周总理批示：同意设计统一机芯，但东风表要保留。故此惟独天津手表厂不使用统机。（海鸥表质量第一并得名牌商标），应归功於东风表机芯设计的先进与成功。1969年9月加了日历，（71年9月加了自动，产量大约有7、8千只）。

1968年产量达27·94万只，大大突破了24万只设计水平。85年30周年厂庆时已向国家上交纯利税十亿多元人民币。

上世纪60年代下半期至70年代初期由技术人员应建之、霍万龙、黄子洪、老工人罗允豪等研制音叉表。音叉表属二代电子表，电池动力，电磁振荡驱动棘爪棘轮高频运转。机心序号【ST4】工艺难度大，棘轮寿命短，成本高，试制数量不多，试戴一段时间后处理，因不如三代石英电子表工艺简单，质量可靠，故未定产。

1971年五一表上市15年完成历史使命退出历史舞台。

1973年东风表在位8年完成历史使命下市。

1973年李先念总理批示以东风表更名为【海鸥牌】出口。（英文SEA-GULL标牌），21600快摆，夹板铣花（海鸥纹），弧盘改平盘，镶字镶标6点上方有四方陵形标誌区分快慢表。首进香港后进英美东南亚一炮打响，被外商誉为登峰造极，出类拔萃，中国第一名表。后来海鸥被定为国标。天津手表厂也更名为海鸥集团公司。

ST6机芯女表

1975年9月由王亚舟、裴一菲等开始研制双历自动表，高频28800，钢叉、三档、微调、快播、轴承式重锤。试生产数量不多，76年做出10只样品，序号【ST7】后陆续挤时间先后生产不到2000只，当时因任务重为女表让路停产，产品通过试戴后廉价销售。

1974年至1978年生产了1183万只海鸥表，为国家创利税6·82亿元。

1980年前后，先后生产过【天津牌（T）字表】、【毛体天津表】、【兰花表】、【海燕表】、做为低价表参与市场竟争。

1983年生产一批海鸥【服务表】。专门向全国联保单位免费发放

，做为用户修表期间替戴用品。表盘印有红色服务表字样，大约3000只左右。

1984年机械表走低潮时以江达生、孙玉玲、裴一婓等开始研发两针电子表。机心序号【ST8】。因两针市场面窄未上市。

1985年随新潮流而动石英电子表【ST9】研发成功。由于某种原因，未能正式投产。

1985年研发【ST10】仿2035石英电子表未上市。

1986年首发女式石英电子表研制成功【ST11】定产并上市。1989年曾获得62届波兹南博览会金奖。有单历双历多品种，最高年产350万只。

1987年(ST5)男型海鸥表在位14年完成历史使命退出。让位石英电子表上市。

1988年小直径薄型机械女表研制成功。未上市【ST12】。

1989年前后研发男型【ST13】石英电子表。【ST14】石英和显视两用电子表。【ST15】石英电子表。一上三种机心均未上市。

1997年ST11石英电子表上市11年后退市。

2000年与港商（时施德）共同集资研发【大中华】双历限量版男、女对表5000套。男表采用瑞士2834机心，女表采用2671机心，长城标牌。表盘镶鑚，纯金毛主席头像。男表用黄金120克，女表用黄金60克。有证书有限量编号。多为收藏家购买。

2005年3月25日新华社电。（记者胡梅娟）具中国钟表协会统计世界四分之一机械表产自中国天津。世界整机生产2000万只，中国产1000万只，天津产520万只，与瑞士、日本并驾齐驱。

中国第一只手表的诞生推动了全国表业的发展。从1955年开始上海、北京、广州、烟台、丹东、大连、苏州、南京、西安、重庆等先后陆续建起了近百家表厂。形成了国家一个庞大的新兴行业。截止2005年海鸥表机芯佔世界总产量的1/4，也就是说全世界每4个戴表人当中，就有一人戴的是海鸥机芯装成的表。中国第一只手表诞生在天津，发展传播到全国，它不但是天津人民的骄傲，也是全国人民的光荣。截止上世纪90年代表业跌入底谷，全国大小表厂纷纷倒闭，唯有天津手表厂顽强的坚持下来，在王德明为首的团队带领下，通过艰苦努力，重新组合，更新产品，科技上台阶，新世纪伊始跃出底谷，进入科技新时代，高端新产品昂首扩步进入国际市场。坚持了海鸥名牌的风度，彰显了海鸥人的英雄本色。（本文摘自苏丙寅微博，此文多谢张凤林、邵庚富、李士奇、那秦生、杜建和、李仁平同志协助。有改动）。转载请注明出处。下一期将为大家讲解国表的百花齐放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