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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通往深圳的高铁上读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院长杰弗里·加勒特(Geoffrey·Garrett)关于贸易争端的一个演讲。其中有一段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论述让我颇觉感慨。他说:

我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三个时期的现代化发展:

第一段时期,中国主要依赖的是低成本的制造业发展。美国对中国的一个典型看法就是一说到中国总会觉得中国就是生产低价产品的,中国就是把这些产品远销到美国,在沃尔玛这些超市中销售。这的确是中国这一阶段的目标,但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改变了。

第二段时期,中国以市场经济的形象出现。比如上汽集团跟大众和通用汽车成立了合资公司,而通用汽车公司在中国所出售的汽车总数要比美国还多,现在通用把中国看作比美国市场更重要的市场。苹果手机也是由中国的富士康组装厂来组装的,并且现在中国市场也已经成为苹果手机增长最快的一个市场。所以中国市场发生了一个快速转变,过去是一个低成本的组装和生产商,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了通用汽车和苹果这样的公司最大的市场。

第三段时期就是当下,中国提出要成为一个创新驱动的经济体。今天的中国的经济已经是一个由创新来驱动的经济了,而且我觉得中国也是一个在全球技术领域也有很多尖端技术的国家了,不再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

成果转化迅速,规模更大

高铁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中国,高铁走的里程数要比全世界加起来都多,所有的高铁都是在过去十年间建成的。

大家是否知道在美国有多少高铁里程?其实是零。目前有一条应该是连接旧金山到加利福尼亚的高铁,但是这个高铁的建成要花20年时间。在10年中,我们看到中国所修建的高铁的里程数已经超过了全球所有国家的总和。

这里也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高铁技术最初并不是中国发明的,世界上第一条高铁其实是日本的新干线,已经有40年运营历史了。中国所做的,实际是对高铁进行了一个垂直的升级,所以中国没有发明高铁,但是对高铁进行了创新。

我对创新的理解非常简单:创新就是把一个好的点子变成一个实际的成果。我相信中国把这种点子转化成成果的速度要更快,规模要更大,高铁就是一个明确的例子。

在应用层面,中国拥有天然的优势,人口基数足以支撑应用技术的商业化。我曾经跟一位互联网企业家交流中国互联网崛起的原因。普遍的一个观点是,中国互联网得益于一个“封闭体系”。这是不可忽视的事实,但不是全部。我们的一个邻国,天然拥有一个封闭体系,但却无法拥有互联网话语权,究其根本,就是人口基数太小,即使封闭体系形成了,走出去的时候依然是个小不点儿;但中国不同,基于中国人口红利形成的互联网应用,动辄几亿用户,放诸全球都可称得上“超级应用”——要知道,美国人口总数也不过3.24亿。这才是中国互联网的最大优势。

任何技术创新都需要通过应用场景获得支撑,创新、试错、接纳的过程要反复进行,没有商业化,就不可能出现连续创新。

在青岛,我与海信集团董事长周厚健先生进行了八个多小时交流。如果从1984年引进松下生产线开始,海信所代表的中国家电制造业,经过了三十多年,早已完成了模仿、替代和超越的第一个循环,而是进入到了新的循环当中。今天的海信,在电视显示芯片、激光电视、光通信、智能交通领域都是顶级玩家。

周先生跟我讲过一个段子:当初他要做光通信的时候,任正非造访海信,劝告他:“千万不要碰光,碰光必死。”他则相信光电的转换是未来通信的核心力量。他埋头扎了进去,扎出了一片新天地。中国市场也给海信提供了机会,巨大的接入需求,使海信长期居于光通信接入市场第一的位置——这支撑了海信在光通信其他领域可以继续探索下去,并获得连续的创新红利。

15年前我出版了《海信史》,但今天的海信对我而言是陌生的。它已与15年前的那家家电集团面目全非,但更具活力。周及他的同事们都告诉我,海信一直坚持的是:技术创新和质量。他们相信只要守住了这两点,就可以形成连续创新,就能够拥有未来。

中国的14亿人口可以支撑多个连续创新出现,理论层面、应用层面,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已经习惯了“速度”,所以创新与应用之间的时间越来越短、效率越来越高。速度不一定好,但对于当下的中国,却是必须的。

剧烈的变化使中国企业和民众都充满了危机感。我记得1998年我大学毕业用的第一个手机是爱立信398.后来爱立信的手机业务并入了索尼(索爱),再后来我不记得还有没有索爱了;我也用过西门子、摩托罗拉、诺基亚、波导(曾经的国产手机第一品牌,手机中的战斗机)、酷派(3G测试)、联想K800(测试)——我用波导的唯一原因,是它可以免提,我可以进行电话采访录音。这些手机品牌(业务),无一例外地消亡了。它们留下的,是一个个传说。

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使用过苹果4S与三星note2.这两款手机都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困扰。苹果无法支持双卡双待,而我那时的工作又迫切需要;三星倒是可以支持,但没用多久便开始卡顿,直到有一天因为卡顿而误删了不少珍贵的照片。我终于换成了华为手机,一直使用到今天。

华为最终能够成为中国智能手机霸主,是依靠的其高性价比和对用户需求的满足。中国的消费者并不傻,他们在华为与联想之间选择了华为,而华为也用一些创新回应了它的用户。这些良性的互动,使华为拥有了更大的底气,也可能惹了更大的麻烦。

但是不管怎样,华为已经成为一家拥有巨大话语权的公司,阿里巴巴和腾讯也是。杰弗里·加勒特说:“第二个案例是移动支付。目前中国的移动支付规模是美国的50倍。其实移动支付最初是由PayPal公司在美国发明的,但我们看到微信支付和支付宝的增长是如此迅猛,可以说目前在移动支付领域他们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动支付市场,排在第二位的是非洲。”

杰弗里·加勒特的一个重要结论是:“美中之间的紧张情况,其实不是关于贸易的,而是关于创新的。美国的观点就是,中国的创新尽管在经济效益上还可以,但是不公平。我的观点是,美国的这种批评是不公平的。”

美国认为中国政府干预进了创新当中,他们其实没有意识到的一点是,中国消费者正在以“小白鼠”的身份刺激、包容和鼓励着创新,同时也承受着创新带来的痛楚。

此刻我正在通往深圳的高铁上。1998年我大学毕业去广州工作,北京到广州的特快列车要运行26个钟头,列车经过北方的乡村,是宁静的田野,是麦浪;现在北京到广州的高铁,在降速之后,也只要八个小时,目光所及之处,是雾霾困扰的城乡。

这就是我所经过的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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